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悲情太平轮人祸造成的海难

2019-10-13 05:02:59来源:励志吧0次阅读

  悲情太平轮:人祸造成的海难

  日前,香港导演吴宇森的电影《太平轮》在各大电影院热映,引得争论声一片的同时,也让20世纪最重大灾难之一的“太平轮沉船事件”进入大众视野。   1949年1月,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,国内战争发生根本性扭转,国民党败局已定。   此时,国统区党心、军心、民心涣散,从政府大员到民间平民都在紧急向台湾转移,一股逃难潮涌动,来往海峡两岸的轮船穿梭不息,最多的一天,高达 55艘,但仍然船少人多,一票难求。在这条忙碌的航线上,投入营运不到半年的太平轮,已经来回往返了35趟。   1月27日下午16时,太平轮满载近千乘客,其中船员124名,有票的乘客508人,还有300多没有票通过各种途径强行登船的人,以及数百吨物资,驶向台湾基隆港。在舟山群岛海域与北上的建元轮发生撞击,半小时后,太平轮沉没在冰冷的海水中,近千名乘客随之罹难。其中包括国民党辽宁省主席徐箴全家、监察院监察委员邱仰浚全家、袁世凯之孙袁家艺、琼崖守备司令部中将司令王毅、国立音乐学院院长吴伯超、《东南》社长陆淑影夫妇、蒋经国助手俞季虞等名流。当时官方认定,幸存者仅36人。这起海难被称为是东方“泰坦尼克事件”。   葛克是这次海难中的生还者之一,也是生还者中最有名的人。当年,他是国防部少校参谋,时年34岁,本来打算带妻子儿女坐这趟太平轮赶到台湾过年,却没想踏上了悲剧的航程。   船难发生后不久,葛克参与了受难者家属善后委员会,出庭作证并写下证词,让我们在60多年后,得以一睹悲剧发生时的惨状——   我偕妻与子女购妥船票于26日上船,原定27日下午2时启碇,不知何故竟迟至4时20分才启碇离沪,行约8小时后于矇睡中船身砰然震动,初以为搁浅,继乃得悉与另一轮船碰撞。建元轮被撞后立即下沉,太平轮尚以为本身无恙,茶房对船员及茶役等,亦告知旅客安心,继续行驶,那时下舱已有浸水进入,余乃挽内子及三小儿随众客挤登甲板,本欲攀登救生艇,奈人已挤满,无法插入,是时余抱长子及次女,余妻抱幼子于怀中并挽余之右臂,立于烟筒左侧,紧紧拥抱,精神早已慌张失措,一切只有付诸天命。   船首右部已渐下沉,转瞬间砰然一声,忽感一身冷气,知已随旋浪坠下海中,妻儿业已失散,余连喝水数口,乃努力向上挣扎,漂浮水面,获一木箱,乃向灯塔方向划行。奈适退潮之际,是时有风浪,不能随心所欲,木箱亦因进水又欲下沉。余乃另寻他物,回顾适有一大木板,离身不远,遂乃弃箱就板,后又续上二人,三人端坐板上,下半身浸于海中,乃开始漂流茫茫大海上,作生死之挣扎,落水时之恐怖,已使精神受极大打击,而天气寒冷,全身又湿透……   东方渐白,遂见一巨轮向我方驶来,乃勉力嘶喊呼救……   葛克们所见的巨轮是闻讯赶来援救的澳大利亚军舰“华伦孟卡”号。澳大利亚军人把漂散在海面上的生还者救上军舰,给他们热食热饮,把每一个人的衣服烘干,将他们送回上海。   这是一起人祸而非天灾。档案记载,“当晚,星斗满天,海面风平浪静且没有雾”。然而,据葛克后来回忆,太平轮的沉没似乎有某种必然。他说:“船公司不守时间,是最大的错误,船上管理不得当,救生艇不能利用救生,反而与船同时下沉,载重逾量,全船无一空地,非货即人,因此加速下沉,这次许多人死于非命,中联公司当不能脱卸。”   当时轮船管理相当混乱,事发之后,低估了事故的严重性,没有启动必要的事故救援措施。一位名叫周侣云的女生在生还后写给父母的信,也印证了这一点:“船上的人因为慌了,大家都挤在救生船上,船主毫不管事,结果救生船并未放下水,等到船已万分倾斜的时候,救生船还尚未放下水,绳子用刀也割不动。”   生还者之一的太平轮厨师张顺来说,开船那天正是小年夜,大多数人都沉浸在欢乐气氛中,喝酒作乐,大口吃菜大口喝酒。船上大副、二副当晚也在喝酒赌钱,理应接班的三副却未到岗,驾驶舱轮空。船员如此渎职违规,不出事是万幸,出事是必然。  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,两艘轮船相撞后几分钟,路过事发海域的盛京轮收到建元轮发出的求救信号及时赶到,盛京轮询问太平轮是否需要救援时,太平轮船长给出的回复竟是:一切都好。于是,盛京轮开走,一个绝好的施救机会被轻易放走,这才有了葛克们生死挣扎的惨烈一幕,也才让这起海难变得更让人心痛。   “华伦孟卡”号到达上海后,葛克们被送进医院,在这里,他遇到了他的第二任妻子,在太平轮事故中遇难的袁家艺的妹妹袁家姞。当年,她是刚从北平辅仁大学毕业的学生。当她得知太平轮事故后,急忙赶往医院去探望生还者,但是没有见到她的兄长。她见到了葛克,说了一句不知是悲伤还是羡慕的话:“你怎么没死?”   另一个生还者王兆兰,是生还者中最年轻的人,她和上面提到的周侣云是仅有的两名生还女性。   据台湾资深媒体工作者张典婉在《太平轮一九四九》一书中介绍,王兆兰年幼时,父母在上海开餐厅,当国共内战形势不利于国民党时,1948年4月,王兆兰的父亲跑到台北开餐厅,打下了一点基础。1949年开年,战争的阴云笼罩上海,父亲赶紧催母亲把一家人带到台湾,把所有家当都带上,做彻底的逃离。   当海难来临时,王兆兰掉进海里,不会泅游的她,呛了几口水,又被浪卷起来,此时幸运之神垂青了她,她被人拉起。如今回忆起来,惨痛的一幕仍深深地绞割她的心:“不知道什么时候妹妹的手松开了,弟弟也不见了,我被人拉上木箱,我呆呆地看着海,清晨太阳出来了,有艘船经过,大家说喊!我喊不出来……”   大海吞噬了王兆兰的母亲,还有14岁的大妹王兆仙,10岁的小妹王兆菊和只有8岁的弟弟王兆章。她听到母亲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:“带好弟弟妹妹呀!”可是她那里带得好,财物、衣箱、亲人都没了,唯有思念和伤痛没有随黑夜逝去。   得知噩耗的父亲火速赶到上海,把王兆兰接回台北,为罹难的家人做了衣冠冢。劫后余生的父女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。王兆兰努力念了十年书,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图书领域工作到退休,生养了四名子女,个个都很有成就,个个平平安安,对于历经大难,死里逃生的王兆兰来说,没什么比“平安”“太平”更可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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